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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贪抵债一个时代的“终结者”。
如果用权力和金钱来衡量的话,很明显是钱远远超过权力的客观表现;很简单因为“缺钱”才会有“债”,而恰恰是因为“债”经过时代的考验,债务驾驭了权力,收贪抵债水到渠成。
如果大家都有“钱”贪的话,谁把债务放在眼里!不过这个方法不是不可一试,据数据显示有的贪官贪了 11 亿,抓 6 个这样的人,67 亿债务不就“清了吗?如果我说的是如果不够,把贪污一二十万的抓过来凑数,不也能补上吗?
收贪抵债因“贪”而生。
北宋天圣年间,范仲淹给朝廷上了一封万言书《上执政书》,将大宋官场风气说得一团糟:“某观今之县令,循例而授,多非清识之士,衰老者为子孙之计,则志在苞苴,动皆循己;少壮者耻州县之职,则政多苟且,举必近名。……以一邑观之,则四方县政如此者,十有七八焉。”范仲淹认为,宋朝绝大多数的县官是不合格的,不是志在贿赂,就是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——得过且过”。70%~80% 的州县都是如此。
苏轼,大约在嘉祐年间写了一组策论,阐述他的治国方略,其中一篇《决壅蔽策》也是将官场描成一片昏暗:“今也不然: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,如诉之于天;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,如谒之于鬼神。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,而付之于胥吏。故凡贿赂先至者,朝请而夕得;徒手而来者,终年而不获,至于故常之事,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,莫不务为留滞,以待请属:举天下一毫之事,非金钱无以行之。”苏轼说,今天的官场风气跟以前不一样了,老百姓想找政府申冤、办事,简直难于上青天,必须用金钱开路才行,否则什么事也办不成。
不管是范仲淹还是苏轼所写,都是权力在于金钱之上;因为大家还有的钱贪。在这种无所不贪,大小通吃的时代,债务逐渐显现!
收贪抵债因“债”而终。
债务达到高峰,大家到了无钱可贪!国库亏虚之时!收贪悄然而至,向国家要钱——没有,向民众搜刮,他们除了吃喝和活着,他们什么也不管!没办法精神麻木至极。印钱吧!太多了!这就有了一麻袋钱买一盒火柴的历史!
历史也是这样!千古一帝乾隆,为他的接班人培养了一个“活金库”——和珅
1799 年正月十八日,年届 50 的和珅终结了生命,选择在家中自缢。
在最后时刻,嘉庆帝向他提出质问:“你这么贪污的钱,花得完了吗?”和珅在听到嘉庆帝的质问后,感到委屈地回答道:“奴才实在无奈,一切都是为了效忠于先帝!”实际上,就在半个月前,年届 89 的乾隆皇帝辞世,随后嘉庆帝便开始秘密展开对和珅贪污行为的调查。
他首先安排和珅负责主持乾隆皇帝的丧礼,这使得和珅被迫留在皇宫内,与外界隔绝了联系。
接着,嘉庆帝暗中指示大臣上书,揭露和指控和珅过去的罪行。这为嘉庆帝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对和珅的家庭进行搜查。
随后,嘉庆帝召集全国各省大臣协商如何定罪和珅。当时,很多人主张对他实施凌迟处死作为惩罚。最终,出于多方面的考虑,嘉庆帝选择对他采取留全尸的宽容态度,并容许和珅在家中自缢。
据《清朝野史大观·和珅家财》等野史记载,和珅总财产是“二十亿两有奇政府岁入七千万,而和珅以二十年之阁臣,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税(岁)入而强”。
薛福成在《庸庵笔记》中提供的数额是二亿三千万两。
副都统萨彬图力陈“和珅家产甚多,断不止此查出之数”,要求严刑审讯“和珅家掌管金银内账使女四人”,对和宅院附近进行挖掘,寻找“窖埋金银”以及查清和家帐本和各大银号,以求彻底查清。
他的府邸装潢胜似皇家园囿,其华贵为其他大臣府邸所不及。
和珅“跌倒”后,他的府邸被转赐给恭亲王,成为人们所熟悉的恭王府。
由于清朝与现代的时间最接近,因此和珅成为中国史上最著名的贪官,乾隆五十五年至六十年的税收被和珅贪掉了一半;
这便是“收贪”。
尽管收贪抵债是一种谋略,但对于时机的把握,千古一帝也有迟缓啊!千里之堤, 溃于一穴,什么时候收贪抵债才是“王道“!
